西方记者问周总理,中国央行有多少钱,总理回:18.88元,为何?

前言:

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他的一生,贯穿了新中国从建设到发展的历史。1949年-1958年,周恩来除了担任总理一职外,还兼任着我国的外交部长近9年的时间。他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和智慧,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吃瘪、让赫鲁晓夫知难退场等等。他风趣幽默,面对各种突发状况,都能化诘难为美谈。

彼时,新中国刚刚成立,流窜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等,无不时刻威胁着我国的外交环境。周总理用他的智慧,为新中国拨开了阵阵乌云。

身赴日内瓦 尽展外交风采

1954年,日内瓦会议在瑞士联邦召开,周恩来率外交代表团参加,这也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。如何打好这场“揭幕战”,周恩来作了非常详尽的准备。

当时,工作人员为了在休会期间,让与会代表们欣赏中国风采,专门安排了一部彩色电影,名叫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这是我国自制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。但是外国代表们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,于是工作人员特意写了一本电影说明书,以便让外国代表有更好的观影体验。

当周总理审阅这本说明书时,他却批评道:“这样的说明书时是没有人看的。”见工作人员不服气,他便温和地说到:

“宣传也是有讲究的有方法的,要是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当请柬,那是不行的。你们可以换个方法,就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了:‘欢迎欣赏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”

果然,外国代表纷纷前来观看,电影也赢得了代表们的交口称赞。

正当日内瓦会议紧锣密鼓地召开时,不出意料地,美国代表团开始搞起了小动作。

美国代表团长杜勒斯,是一个顽固的反中分子,制定了美国冷战前期的主要政策。当轮到他发言时,他竟傲慢地说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在于中国。周总理当即反击,作出了有理有据的驳斥,说得杜勒斯哑口无言。

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

一计不成又生一计,杜勒斯纠集盟国,抛出“十六国宣言”,想要搅乱会场局势,使得未能通过任何决议就提前结束会议。这一次狠毒的计策,又让美国获得一次“胜利”。日内瓦会议是协调印度支那战争的会议,如果无法取得进展,印度支那各国将继续笼罩在战火中,所有人的努力都将白费了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,周总理站了出来,提出至少应当通过一项决议。他说道:

“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,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,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!”

这一发言,显然狠狠将了杜勒斯一军,指出了美国参加会议根本就是来搅乱的。如果他拒绝了,美国将在国际社会上陷入不义的舆论压力中。会议现场顿时一片寂静。

这时,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出来打圆场,说什么“十六国宣言”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。周总理反问道:

“如果一致的话,为何单单发表十六国宣言,而不是加上中苏越三国的十九国宣言呢?”

斯巴克被反问住了,他只得表示赞同中方建议。

美国代表团慌了,他们不得不表示:需要请示政府,在这之前不发表意见,也不参与表决。周总理于是乘胜追击,指出:

“美国这样的态度,让我们大家都了解到了他们是如何阻扰本次会议的,并且不断地阻止达成即便最低限度、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。”

美国代表团不得不在众人注视的眼光中,尴尬地暂时离场。

会后,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私下对周总理说道:“您刚刚的发言真是太精彩了!”

在会议的后期阶段,周总理敏锐地把握到了,美法两国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,甚至有不小的分歧。这大大增加了会议取得协议的可能性。周总理先在中苏越三国会议中提议,在大会上作出一些让步,以换取越南在划区问题上地补偿。苏联、越南代表表示同意。

随后又找到法国代表孟戴斯,坦率地互相交换了意见。周总理真诚的语言,高超的见解,让法国代表深感佩服。终于,与会各方达成协议,共同发表宣言,一致同意停止印度支那的战争,本次外交目标圆满完成。

美国代表团原本想借本次会议,向新中国施压,孤立新中国。没想到在周总理高超的外交艺术下,反而使美国陷入被孤立的一方。以至于到了最后,气急败坏的美方代表团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,成了真正的跳梁小丑。

幽默风趣 化诘难为美谈

日内瓦会议上大获全胜后,周总理又出访印度和缅甸,同两国领导人会面,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。

随后,周总理还出席了万隆会议,此次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有力地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,彰显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,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随着赫鲁晓夫上台,中苏关系急转直下。赫鲁晓夫撤走了大部分苏联专家,使得斯大林时代定下的许多援助计划破产。赫鲁晓夫的种种行为,使得两国的和平互助关系变为了多方位对抗关系。

在这种背景下,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。在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时,周总理批评了苏联现阶段推行的修正主义政策,这让赫鲁晓夫大感恼火。赫鲁晓夫不直接回应,反而就阶级问题攻击周总理,他说:“周恩来总理,你的批评非常的好,但是你应该同意一句话,我出身于工人阶级,而你却出身于资产阶级。”

这句话无疑十分敏感,让场面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,旁边的苏联工作人员也幸灾乐祸地等待着周总理的回答。

只见周总理平静地回答道:“是的,赫鲁晓夫同志!可是我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,我们两人都背叛了各自出身的阶级。”

周总理的话,出其不意的以彼毒箭赠还彼身,赫鲁晓夫一时语塞,只得悻悻离去。周总理巧妙的回击,立刻被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传为美谈。

有次周总理召开记者招待会时,轮到一位西方记者提问时,他却问道:“总理先生您好,请问中国现在有妓女吗?”这话一出,顿时一片哗然,有人出言谴责这位记者的礼貌问题,更有工作人员要招呼卫兵,将这名记者赶出场外。

周总理却摆了摆手,让大家安静下来,然后肯定地说到:“有。”这时轮到人们对着周总理议论纷纷了。周总理接着笑着回答道:“在中国台湾省。”人们听完都笑了起来,那名记者见目的没有达到,只能懊恼地坐了下来。

周总理这样回答可谓精彩,既表明了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,又反过来衬托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良好风气,讽刺了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。顺着那名记者的话说下去,让他先前准备的连环套路没有可用之机,着实让人为总理的机智拍案叫绝。

无独有偶,马上又有一名西方记者起来问道:“总理先生,贵国央行里有多少资金,您知道吗?”

我国央行,就是中国人民银行。新中国成立早期,国库里的资金储备并不充裕。众所皆知,国民党溃逃台湾时,带走了大部分的国内黄金储备,而当时许多国家的资金储备是与黄金挂钩的,这个提问无疑是暗藏嘲讽。同时,它也涉及了我国机密,周总理不能贸然回答。如果回答不知道,则又给了这名记者攻击总理的空间。

只见周总理不慌不忙,淡定地回答道:“中国人民银行有十八元八角八分。”

众人不解,不明白总理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周总理于是笑着说:

“人民币发行的面额有十元、五元、两元、一元;还有五角、两角、一角;五分、两分、一分。合起来正好十八元八角八分。”

反应过来的现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周总理紧接着又说:

“人民币有中国政府的信用为担保,有中国人民的勤奋作支撑,欢迎大家使用和兑换。”

在场的人听完后大声叫好。周总理的一席话让那名记者只得无奈地摇头坐下。

周总理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开创了新基础。他亲自领导、开创了我国的外交活动,同毛主席一起制定了对外方针。用他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强大的人格魅力,打消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猜疑,为我国赢得了在世界舞台的崇高声望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周总理出席外交活动时,并非总是一帆风顺。出席万隆会议时,美国中情局有意借刀杀人,向国民党透露总理的专机消息。国民党派出特务将一枚炸弹藏在了专机右侧,妄图等飞机上天后引爆。

可惜周总理出发后不久,就得到了缅甸总理的邀请,希望周总理可以先到仰光,提前商谈会议上的亚非问题。于是周总理临时改变行程,让代表团暂缓出境,等他回来后再一同出发。正是这个临时邀请,周总理才躲过了国民党穷凶极恶的暗杀。只是可怜机上当时的乘客,惨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手下。

为国为民 耗尽一生心血

除了早期的外交风采,周总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文化大革命时候,周总理不仅要处理日常繁重的政务工作,还要小心来自四人帮的冷枪暗箭。

当时对外友人协会邀请了两名土耳其的音乐家来华访问演出,周总理本着友好交往的原则批复“同意”。此事本无可厚非,谁料江青等人竟以此作为攻击周总理的契机,在文件上批复道:“接待资本主义的文艺团体,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。”

周总理看到后,批示道:“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,或有选择地接待,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。”江青见状后非常生气,发动同伙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,指责对外友协在宣扬“无标题音乐、无社会内容”,并在各大城市发起批判资产阶级音乐的行动,攻击邀请音乐家此举是“开门迎盗”。

在江青等人的一番攻击下,周总理被迫挨批写检查。随后,又扩大为批判周恩来大会。此时,周总理不仅不得不忍受无端之祸,还要忍受身体上的病痛——他正患有膀胱癌。好在叶剑英及时将情况报告给了中央,才缓解了当时的局面。

还有著名的“蜗牛事件”,当时中央某部门排除代表团到国外考察,打算引进一批生产线。外国公司赠送了玻璃蜗牛作为礼物。谁知四人帮竟攻击说这是辱国行为,是侮辱中国像蜗牛一样跟在后面爬行。

四人帮等人意图利用这一事件抹黑抹臭,夺取外贸部控制权。周总理急忙让人调查事情真相,发现蜗牛在当地是一种吉祥物,象征友好的意思,这才保住了代表团成员。

周总理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下于十二个小时,在他的心中,国家和人民远比什么都重要。1972年以后,总理的膀胱癌甚至恶化到每天都会尿血的程度,即便是这样,他仍然超负荷工作,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。

他爱人民,厨师做饭时,他经常叮嘱勿忘“延安精神”,“老百姓吃什么我吃什么”,从不特殊化。

他住在中南海西花厅一座老式平房院里,房间里的柱子掉漆了他都不准维修。秘书趁他外出时候帮他维修了,他发现后坚决不住,他说:“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强多了。”秘书只能把旧家具都拿回去,这样他才回来住了。

他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财产,去世之后,骨灰被洒到了祖国各地。

他用自己的一生,为国家,为人民,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他是人民最好的总理,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着他。